其二，调查可针对贪渎的法官进行。
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秩序的动荡后的当今世界，面对公平正义与自由平等之间的紧张，人们更加担心的不再是竞争及生产的不足，而是分配和消费的不义。缺乏公平正义约束的自由平等，最终有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危机乃至崩溃。
二、世界宪法的基本格局与社会主义宪政 当今世界，宪法问题是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这一措施旨在吸纳更多民众，特别是健康人群投保，降低整体保险赔付风险，从而有效降低保险费率。4.宪法的国家整合功能日益突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进入一个更加强调公平正义的新阶段。3.社会主义宪政的制度逻辑 我国宪法确认或规定的一系列制度与原则为实现社会主义宪政提供了规范基础。[2]出于保障公民健康，进而保障个人生存的目的，美国政府推出医保法案，建立强制医疗保险制度。
不公正和不公平是这次金融危机后遗症的深层原因。社会主义宪法与资本主义宪法两大阵营仍然存在，出现大量的非社会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宪法，考验着传统宪法治理的理念与机制。地方政权机构推行政策必须要有一定的规范作为依据。
达尔将权力与影响力结合起来，而获取影响力就必须占据政治资源。立法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不同团体的利益，立法过程本身也需要接纳和处置这些不同的声音。立法过程依赖程序保障，有必要公开并确保公正。改革目标与其前提之间的矛盾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它们正是中国改革的困境。
地方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社会服务（例如医疗、卫生、环保、公园等）、区域性的文化娱乐传播性产品（例如博物馆、图书馆）等。就地方立法来说，它属于被授权的立法，也是自主性立法。
? 设区的市正在扮演准自治主体的角色。因此，地方立法的配套制度之一就是较为完备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由利益相关人对地方立法提起司法复核，确保立法不会侵害公民和团体的利益。考虑到文章的篇幅、主题和目标，以及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的共性，本文并没有细致区分两类不同的立法，但以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为主要论述对象。质言之，立法程序的适度，不仅表现为程序本身的正当，还表现为程序产生的结果的正当。
[17]参见王锡锌主编：《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32~36页。防范第三方被俘获将是整个委托立法制度设计的核心。在此情况下，行政诉讼制度的进步却只停留在对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之上。[3]明希豪森困境的故事是一个叫明希豪森的人声称他有一次行游时不幸掉进一个泥潭，四周旁无所依，于是其用力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潭中拉了出来。
当然，如果要质问说，以县为中心的地方自治是否科学，它同样有其可论证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找准问题才能开准药方。
自治对于推动国家整体的改革来说具有重要意义。[4]这也可以推导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性质差别，一种观点就认为地方立法（包括地方代议机关按照立法形式和程序通过的法律）是地方行使行政性权力的表现，尽管它冠以立法的名义。
为强化其立法能力，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必要在组成和工作方式上进行改革。这导致团体自治和住民自治两大内容均难以有效实现。它比较适合多元化的、自由程度较高的社会。此外，立法主体的多级、多元也可能导致立法相互冲突，甚至形成中央立法、省级立法与市级立法之间的立法恶斗，这就与法治的目标相悖。而地方政权机构通过立法的形式，既确保了这些产品和服务供给有法可依并且受到法律保护，又能够让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居民的要求。因此，制度的公开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地方立法从本质上说并不以科学性为目标。其原则当然是遵循专家理性，即立法涉及到具体的专业性事务时，委托立法才更有意义。
这是设区的市能够进行某种形式的自主性管理的前提，即使我们强调中国是严格的单一制国家。它既能够避免省一级行政区过于宽泛的问题，又能够避免县一级行政区过于狭窄的缺陷。
五、结语 地方立法权扩张是我们治国理政的一个方向性变革，尽管它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完美。前者关注专家的理性分析和计算，为规则制定提供更多理性化资源。
若时机成熟，也要考虑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至少是由设区的市所制定的旨在进行行政管理的那些立法）纳人司法审查的范畴。它要求完善两大制度，其一是相对完备的司法审查制度，其二是切实有效的备案审查制度。对此，要从制度上确保地方立法的施行有助于法制统一，从而实现法治价值。总的来说，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地方自治的空间非常小。
然而，就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来说，由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其效力是不能被法院质疑的。备案审查制度是由《立法法》发展出来的一套保证法制统一、法律规范之间不发生冲突的审査制度。
这在多元主义的理论中尤为显著。李少文，单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
仅从实证宪法的角度，对改革之理据、效果和问题作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回应性方案。[14]在实践中，地方政权机构的工具属性十分显著，既表现为地方与上一级行政区、与中央的关系，形成严格的下级服从上级结构，也表现为地方自治的主要基础——民主机制的缺失，地方政权机构基本上并不以回应地方需求作为根本原则和动力。
授权地方立法暗示地方享有一定限度的自治权，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松绑。引人夕阳立法制度，即设置立法的终止时间‘或规定立法所获得的授权的终止时间，包括明示终止（设置具体终止日期）和暗示终止（以完成某个具体目标作为终止条件），从而让立法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立法程序是自己为自己立法。三、地方立法遭遇工具性自治与民主基础薄弱的困境 就地方立法的内容来说，它在补充性和自主性两个层面发挥作用，前者表明地方立法与中央、省一级立法必须相互配合，后者强调地方事务由地方政权机构承担。
授予设区的市以立法权，就凸显了这一区划在现实中的地位，以及在推动地方民主制度发展中的作用。地方居民会通过民主机制对地方政权机构产生影响，渠道之一就是影响地方立法，从而确保地方政权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法制化。
本文后面将要论述的地方立法权均以设区的市为对象，地方在很多时候也都特指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并不涉及复杂的标准、技术和规则，而多是针对具体事务的行为规则。
这种困境会随着立法活动的展开而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为它掌握了一部分实质权力，也表现为它能够参与党政机关的决策过程。[5]而，这只是一种理想形态，地方自主的空间永远存在（地方利益集团也会抗拒中央）。
